[置顶] 张爱玲的上海故居
2011-5-12 21:56:24 阅读81 评论0 122011/05 May12
[置顶] 即将消失的旧城记忆
2011-5-3 21:52:31 阅读95 评论13 32011/05 May3
即将消失的旧城记忆
上海南市的董家渡路以北、紫霞路以南的许多地方正在动迁之中，许多老街、弄堂，连同它们的名字，即将消失。这里，曾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。这些街道、弄堂的名字大约再也不会存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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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南市的董家渡路以北、紫霞路以南的许多地方正在动迁之中，许多老街、弄堂，连同它们的名字，即将消失。这里，曾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。这些街道、弄堂的名字大约再也不会存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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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置顶] 思南公馆
2011-4-29 21:04:28 阅读84 评论2 292011/04 Apr29
思 南 公 馆
思南公馆的历史沿革始于1920年，是当时上海法租界的核心区域。这一年，沿法国公园（今复兴公园）南面的辣斐德路（今复兴中路），首批花园洋房拔地而起。随后的十年里，辣斐德路以南，马斯南路（今思南路）以东，吕班路（今重庆南路）以西地区的花园洋房陆续建成，吸引了当时的大批军政要员、企业家、知名艺术家和专业人士迁入，思南公馆成为当时上流社会的居停和会聚之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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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-04-27 | 三 条 弄 堂
[置顶] 三 条 弄 堂
2011-4-27 22:35:44 阅读165 评论3 272011/04 Apr27
日志原文：http://hupdczx.blog.sohu.com/171632800.html
三 条 弄 堂
星期日下午，闲着无事，出去散心。不是荡马路，而是穿弄堂。
万宜坊在重庆南路（旧时的吕班路）205弄，是1928—1932年建造的新式里弄，砖木结构，三、四层楼，共116幢。邹韬奋故居在万宜坊54号，1930—1936年邹韬奋在此居住。
淮海坊（旧时的霞飞坊）在淮海路（旧时的霞飞路）927弄，1924年建造的新式里弄，德式风格。巴金曾在淮海坊59号居住。我的一位中学同学也曾住在淮海坊。
长乐村在陕西南路与长乐路的交汇处，1925—1929年建造的新式里弄，砖木结构，三层楼，旧称凡尔登花园。1954——1975年，丰子恺在长乐村93号居住。旧居的二楼、三楼对外开放，为丰子恺故居（一楼还住着那个年代进住的其他人家）。丰子恺的书房名日月楼。日月楼里有马一浮书写的对联：
星河界里星河转
日月楼中日月长
旧时的新式弄堂，现今的旧时回忆。
2011年4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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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置顶] (转)新声与绝响---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
2011-4-26 7:38:59 阅读266 评论4 262011/04 Apr26
贴】新声与绝响---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
【转贴】 2010-04-25 09:20:33 阅读125 评论29 字号：大中小 订阅
澳门大学文学院院长施议对教授论文
新声与绝响---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及前景
[摘 要]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，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掀起热潮。投入人数之众，制造产品之多，有史以来前所未见。本文依诗词自身特质及其发展、演变的历史经验，就当前作者队伍、作品文本所出现问题进行剖析，并对诗官与官诗、诗商与商诗相结合之两种系列景观以及诗词自身之「异化」现象加以披露。以古证今，由此及彼，告诸往而知来者；批评的多，表扬的少，目的在于警示：天外有天，须勇于承担，大力扭转「诗多好少」局面，一代新声，才不至沦为绝响。
[关键词] 腐儒村叟 羔雁之具 立言学诗 附庸风雅 异化蜕变 新声绝响
一、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状况
二十世纪，中国诗坛经历过地覆天翻的变化。拙文《当代中国诗坛双向流动现象》（载香港《镜报》一九九五年九、十月号）曾指出：胡适登场，新诗出世。原来写作旧诗的作家，多改途易辙，纷纷做起新诗来。但是，几十年过去，所谓用白话写诗，迄无成功（毛泽东语），某些原来写作新诗的作家，则转而专写旧诗或者写旧诗而兼写新诗。这就是我所说的双向流动现象。经此一变再变，中国旧体诗词「死而翻生」--------胡适当时称之为「半死之诗词」（《尝试集．自序》），抡起板斧，必欲将其打杀；到了八十年代，各地诗词学会（协会）成立，旧体诗词不仅不再是一条虫，而且简直变成了一条龙。十几年来，随着开放、改革浪潮之兴起，中国旧体诗词这条龙，更是从田间飞上了天。所谓形势大好，或大好形势，诗城与诗国，经常都能感受到这一气氛。不过，如若冷静进行一番思考、反省，做到--------既说优点，又说缺点；既听好话，又听坏话。--------那么，我看，中国当代诗词创作之当前状况及前景，仍有可堪忧虑之处。
这里，着重说两个方面问题。作者问题及诗词自身问题。作者问题，即创作队伍问题。因为是一支杂牌军，人员复杂，素质较差，「诗多好少」情况，越来越严重。这是可忧虑之一大问题。而诗词自身，主要指其「死而翻生」后之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。但其生存威胁及竞争对象，已非新诗，乃为愈演愈烈之时代流行曲。竞争得过则存，竞争不过则亡。这是可堪忧虑之另一大问题。两个问题，下文将具体加以探讨。
一 关于作者问题
一般说来，所谓杂，不一定就不好，不杂也不一定就好。例如：有一位被称作「半路出家」的词学家，便是从副部级岗位上退下来之后，才开始研治诗词的。而其进行得十分投入，十几年来出版多种著作，业绩却并不比专门人才差。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。但是，诗词毕竟是一种不同于其它玩意儿的玩意儿，除了天份，尚须学识，并非个个都玩得（玩得了或玩得起）。这就是说，由于杂，大家都来玩诗词，不少人既缺乏先天禀赋，后天训练又很不足够，于是就玩出许多问题来。这是由作者问题所派生出来的问题。举其要者，大致下列数端。
（一）腐儒村叟之见，填词填字数。
以为凑上四句或八句，便可算是一首绝句或律诗，挂上一块招牌-------「沁园春」、「满江红」，便可算是一首词；大量「笑掉人牙」之所谓作品，到处泛滥成灾。「笑掉人牙」。这是湖南一位农民诗人对于文化革命中出现的「填词填字数」现象的揭露与批评。即谓某些挂着招牌的所谓作品，「仄平声韵竟全差」，「滥竽充数误童娃」，「笑掉人牙」。这一现象，在几百年前也曾出现过。例如：仇远为张炎《山中白云词》所作序即称：.....陋邦腐儒，穷乡村叟，每以词为易事。酒边兴豪，即引纸挥笔，动以东坡、稼轩、龙洲自况。极其至四字《沁园春》、五字《水调》、七字《鹧鸪天》 《步蟾宫》，拊几击缶，同声附和。如梵呗、如步虚，不知宫调为何物，令 老伶俊倡面称好而窃笑，是岂足以言词哉。
可见，并非人心不古；某些事情，虽未必需要特别提倡，却自然流传不绝。就当前状况看，出现这一现象，除了作者主观原因-------或无知或为着附庸风雅，此外，客观上或无意或有意之助长及推进，也是个重要原因。
所谓客观上的助长及推进，主要指：
第一， 某些无知或附庸风雅者，并非陋邦腐儒，或者穷乡村叟，而乃有头有脸之大人物。因而，其所引纸挥笔，尽管不合格律，却仍被奉为极品，颁布天下。有关事例，相信已引起注视。不过，为尊者讳，今暂无须说明。
第二， 某些不合格品，往往戴着高帽子，穿着阔衣裳，派头十足。因而，有关报刊杂志，大多照登不误。
例如，在倒数日子，某报所刊《念奴娇》：
香江奔腾，浪洗去，百年民族耻辱。九七回归，功劳是，一国两制构思。港人治港，高度自治，宜国情民意。香港繁荣，港人双手创造。追忆祖辈昔日，受殖民统治，苦不堪言；历代朝政软无能，望收复眼欲穿。喜看今朝，祖国强有力，收复失地。展望未来，明珠夺目生辉。全篇除字数一项符合规定以外，平仄、韵部，皆十分混乱。纯为政治术语之堆砌或胡凑。既不顺口，又不顺眼。不堪卒读。但因以「伟大构思」立题，也就不许说一个不「字」。此类事例，屡见不鲜。尤其是各种大奖赛，邉尤盒，更令得诗坛、词坛，到处充塞着伟大的空话。这是客观上的助长及推动，但与主观上的无知及附庸风雅，密切相关，都是作者自身所造成的。
（二）添足误以添手，点金而成铁。
前段授课，说学风、文风，曾揭示这么一种现象：有人语句不通，写不起整块整块文章，但做起诗来，尤其是存心让人看不懂的诗，颠倒、错落，却甚了得。与新诗界友人说及，颇有同感。但是，依我看来，旧体诗词写作，情况也差不多。只不过是，新诗问题，有些也许将会留待后现代解决，而旧诗问题，却需提请留意。其具体体现，主要是组词与造句。这既是一种基本功夫，又容易受到忽略。诗国处处都有此现象。
先说组词。主要是词语配搭问题。就一般常识看，有关配搭或组合原则，最少应有二项：一、符合语法规定；二、遵循世俗习惯。例如「王」与「手」，所见棋王、蛇王、赌王以及刽子手、神枪手等，已经广泛使用，不成问题，但是，如更增添以「神钓王」或「神钓手」，我看就得费些斟酌。又如「眼」或「睛」，通常都说独具只眼与画龙点睛，如掉转过来，谓独具只睛或画龙点眼，看来就很别扭。此外，既说「开颜」，又加上个「笑」，应当也有问题。等等。这些问题，如出现于日常口语，总觉得奇怪，而见诸诗词，成为作品，却习以为常。
请看某氏所作《念奴娇》（庆祝建党七十周年）：
天翻地覆，数不尽、一代风流豪杰。艰苦斗争七十载，推倒大山三迭。烽火 南天，骋驰敌后，王气金陵灭。江山一统，五星红旗猎猎。 极目万里新程， 送穷别白，迈步从头越。改革十年收硕果，内外交流棋活。温饱先臻，小康 在望，更入高科列。卫星摇控，九天飞去邀月。
这首词与前文所谓「填词填字数」者相比，似略有进步。因为作者已注意到平仄及韵部问题。即，大致能够按照词调格式规定填写。但其对于政治术语之堆砌，同样缺欠功夫。诸如「送穷别白」，文理欠通，又与毛氏「一穷二白」之原有论述相抵触，甚不足取。又，「一代风流豪杰」，重迭拚凑，亦甚牵强。这是中华诗词学会「会员作品选」所录作品（见《中华诗词》第三辑）。可见具有一定「水准」。
再说造句。主要是成语即现成词语及语句之入诗入词题题。例如：「回眸一笑百媚生」，以之入词，成三字句，作「回眸笑」，通与不通？。「发扬光大」以之入诗入词，成五字句，能否改作「发扬又光大」？等等。具体哂弥校蛏袒颙儯螯c金成铁，经常出现差错。
请看某氏所作《采茶乐》：
雨霁山头蔚翠苍，姑娘结队采茶忙。三三五五摇摇摆，绿绿花花艳艳妆。树 树株株挑剔遍，疏疏落落塞盈筐。金乌西坠呼归去，说说谈谈笑靥张。
将摇摇摆摆改为摇摇摆，将说说笑笑，换作说说谈谈，如口语中这般表述，恐怕要有相当勇气，起码应不怕「笑掉人牙」。而作为一首七律，类似「成语」，结队登场，却如此无有顾忌，其让人奈何不得。
又，某氏《江城子》（赞安源煤矿总工李敬存）：
天涯何处诉衷肠。晋江旁。意绵长。不迷海外，祇爱我山乡。化作安源煤一 块，燃自己，献热光。 卅年风雨费思量。不思量。志难忘。魂系华夏，岂畏履冰霜。报国常嫌时日短，明月夜，走山冈。不仅点化成语噢「不思量，自难忘」，而且简直要将苏轼之整首词，剥开来，吞下去。只可惜，将其糟蹋得不成样子。
二例同见诸「会员作品选」，说明并非绝无仅有。
（三）缺少一个观字，依旧未入门。
以上所说，乃因观念错误及训练不足所造成的问题。一般说来，有关作者充其量都只能算是门外汉，其所谓作品，无论如何，都难以达到及网格线。这就是说，有关问题比较滐@，易于发现，也易于解决。但是，某些作者，既具有一定文字基础及语言表达能力，又熟悉诗词格律，却写不出好的作品来，这就比较难办。
所谓好的作品，是有一定标准的。如从诗言志的要求看，好的作品，应当是有个性、有自我的作品。这是有灵性或有灵魂的作品。相反，没有个性、没有自我，亦即没有灵性或灵魂的作品，就不是好作品。例如梁披云《北行杂诗》之「大明湖」曰：
老残游记尚依稀，千里初逢合有诗。几曲芵蕖万杨柳，大明湖上立多时。
诗篇写大明湖，有《老残游记》的依稀记忆，有眼前鲜明物景，但更为重要的乃有「我」-------「大明湖上立多时」之诗人自我。这就是灵性的体现，就是好作品。当然，诗人之自我，并不一定非得让自己站出来直接说话不可。亦即「以我观物」，使得「物皆着我之色彩」。有时候，「以物观物」，同样有诗人自我存在。问题的关键，就在于一个「观」字（参见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）。这是衡量作品高下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。而某些作者之所以写不出好的作品来，其根本原因，我看就在于缺少一个「观」字。这是因一定的天份与学识所达致的艺术境界。
某些作者缺少「观」字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，即主要表现在对于两种题材的描写及反映上。
第一，对于自然物象的描写及反映。
由于缺少一个「观」字，某些作者的描写及反映，往往祇侧重于物，而忽视自我；因此，虽颇为极其能事，却仍然感动不了人。类似某某八景或十景之咏以及大量模山范水之什，即属此例。
第二，对于社会事相的描写及反映。
同样，由于缺少一个「观」字，有关描写及反映，大多只是名词、术语的堆砌；因此，虽颇极堂皇富丽，却仍然吸取不了人。各地所谓大奖赛，成千上万，便是例证。-----这一些，大概就是所谓没有个性、没有自我，亦即没有灵性或灵魂的作品。这类作品，与某些摆明车马，就是要打油的「市井弹唱」相比，当有所不如。因「市井弹唱」，时有佳篇，或可让人尝一尝正牛油的滋味（打油诗另称「牛山体」），而这类作品，打的是水，又带有油味，甚是难以接受。
二 关于诗词自身问题
这里所说，主要是诗词质性以及诗词职能的变化。有关变化，既与作者问题密切相关，又是社会政治、经济以及思想、文化诸因素化所造成的。大致说来，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。
（一）雅颂多于风骚，旧经义变新经义。
讲授「古代韵文」，我曾引导学生论证这么一个题目：诗经是诗不是经。我以为，中国诗歌，就其本源看，是有一定独立性的。即使从「诗」到「诗三百」，经过孔子之正与删，也未曾将其变成为政治的附庸。现传三百零五篇，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，占居大多数。所谓「男女有所怨恨，相从而歌。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」（何休《公羊传》宣公十五年注），食、事以及男女间怨恨，一直是诗歌的主要咏歌对象。这是中国诗歌不断发展、不断获得成功的一个活的源头。
但是，当前创作却有掉转过来的现象。即：雅颂多于风骚。而且，所谓雅颂，大多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图解。政治，已与千百年前的经义一样，成为当今社会的新经义。因而，当前创作，使得诗词质性发生变化。文化大革命当中及文化大革命之前，情况如此；文化大革命之后，也仍然继续着这种变化。
例如，郭沬若的《水调歌头》。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二日所作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」之所谓「走资派，奋螳臂，邓小平。妄图倒退，奈『翻案不得人心』」，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所作「粉粹『四人帮』」之所谓「野心大，阴侄荆襕嬁瘛Ｕ媸亲镌撊f死，迫害红太阳」，以至此后所作「工业学大庆」之所谓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凭『两论』。使精神变物质，物质变精神」，等等，便是那个时代不断更换着的政治观念的图解。
文化大革命以后，经过再批判，或反思、探索，原先那一套，似乎已被扬弃。例如，有一位革命家、词人，当说及自己的创作时曾指出：几首小令「反愁」，属于一种诡辩，不足为训；若干长调「批修」，现在看来，自己却修得比人家更厉害。以为平生所作，只「国庆夜纪事」之《水调歌头》一首，较为满意。因而，极不赞成出版自己的集子。这是对于政治图解的一种自我否定。态度十分严肃认真。不过，要将被掉转的现实过来，重新确立风骚的主体地位，却并不容易。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图解的事实仍然存在。尽管其内容与形式已经发生变化，即旧经义亦即旧的政治观念，或许已经被抛弃，但新经义亦即新的政治观念层出不穷，仍然成为没完没了的图解对象。这就是促进诗词质性及其职能不断变化的一个外在因素。有关事例，下文另叙。
（二）立言重于学诗，旧羔雁换新羔雁。
以上所说，侧重于质性。以下着重说职能。
孔子曰：「不学诗，无以言。」（《论语．季氏》）实际上，在此之前，所谓诗已为各诸侯国之公卿、大夫所广泛引用。不仅于祭祀、宴会、典礼，用作仪式中之一项重要程序，而且于社交场合，用作交际工具。据统计，顾栋高《春秋大事表》所载有关借赋诗以达致社交目的之事件，即有二十八例（参见袁梅《诗经译注．引言》）。这说明，所谓学诗与立言，在诗国早已形成风气。
当今世界，文明、开放，学诗立言传统，自然可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。不仅仅诗国贤俊，大多雅好讽咏，即使为蕃邦鬼佬，对此也未遑多让。比如香港回归，中英争拗，一方引用唐人李白诗句-------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」，比喻谈判前景，一方面以美国杰克．伦敦诗句-------「宁化飞灰，不作浮尘」，表达最后观感，这便是典型例证。
在一般情况下，诗之用以立言，对于增添其社会职能，当颇有助益。但是，就其自身之发展、变化看，诗之被广泛引用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这就是说，对于立言有用，起码可加强其陈志或言志之效果，而对于学诗，尤其是发挥诗之所以为诗之特有功能，则不一定有用。例如：文化大革命后，为呼应政治上需要，落实诗界、词界之「两个凡是」-------凡是老干部都能够写诗填词，凡是获得平反昭雪的，都有诗词作品发表，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北京某大报，于某氏病逝不久，曾发表其遗作《金缕曲》，并附说明：「据某某同志的亲属记忆，此词写于一九六五年初。原词无标题，词牌名为编者所加。」其实，此遗作并非某氏所写，而乃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五日该大报之《贺新郎》，题称「新年献词」，作者赵朴初。这就是「献诗陈志」或「赋诗言志」之另一种表现方式。而此风一开，所谓学诗立言，便促使诗词职能之进一步政治化，并且使得诗词质性，也随着变化。即由某种政治观念之图解，进而蜕变为一般公卿、大夫用以礼聘应酬包括平反昭雪之羔与雁。这一变化，除了有利于某一政治目标之实现以外，相信对于诗词自身，不一定能有甚么好处。
一九八七年间，在岳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当代诗词研讨会上，有人批评诗词创作，谓其题材狭窄，存在四多少现象；歌颂多，暴露少；自然题材多，社会题材少；应景赠答题材多，触及社会生活题材少；吟咏古迹、凭吊古人题材多，对历史作科学反思的作品少。认为，这就是平庸的表现。并指出：「平庸是旧体诗作者致命弱点，也是旧体诗振兴和繁荣的大敌。」所说甚中肯。而此四多四少，我看正是诗词之蜕变为羔雁之具的必然结果。
所以，王国维将中国文学史上诗与词这两种诗歌样式升（兴盛）与降（衰微）之关键，归结为这两种诗歌样式之是否被用作羔雁之具，其论断未必完全正确，而其所揭示现象-------诗至唐中叶以后，为羔雁之具，故五代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；南宋以后，词亦为羔雁之具，而词亦替矣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-------这却是今之所谓学诗立言者，所当引起注意的现象。
三 两种系列景观
有关当前诗词创作中的问题-------作者问题及诗词自身问题，已如上述。这是在横断面上所进行的分析与探讨。以下即从纵深点上，进一步加以发掘与追寻。不过，不准备说得太远，而只说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所出现的两种景观：诗官与官诗相结合之系列景观及诗商与商诗相结合之系列景观。
（一） 诗官与官诗。
在诗的国度里，诗与官或官与诗，本来就已结合在一起。诸如太师陈诗（《礼记．王制》）及使者采诗（刘歆《与扬雄书》）等，当是最早的一种结合形式。而且，自古以来，凡是有名有姓的诗人、词人，又几乎都当过官。这一切均说明，无论写诗当官，或者当官写诗，本来都是很平常的事。亦即，既谓之为诗，着眼点就应放在诗上，而对于诗人之当不当官或是否当大官，则似乎不必看得太重。但是，当诗之由民间走向台阁，事情就并不那么简单。例如：一九八七年间，某诗词学会蕴酿成立，有人即于北京某大报发表「杂吟」，对其结合形式提出异议，以为「一文一武两皮包」。噢当今世界，诗与官结合或者诗官与官诗结合，究竟好与不好？有关争议，甚少见诸报刊文字。依我看，似有重新提出讨论的必要。
首先，说好的一面。我以为，八十年代，一批退居二线的老干部，在诗词作创作杂牌军中所起领导作用，对于诗词事业之复兴及进一步发展，甚为有益，其功不可没。其主要体现，乃在于老干部之充份发挥「余热」------自身所蕴藏之剩余热量及人刚走茶未全凉，自身于官场所遗留之剩余热量。例如：筹组诗词学会（协会），要车有车，要房有房，这都不是一般弄墨舞文者之所能办得到的。当然，当弄墨舞文者一旦做上了诗官，其能量也是不可估量的。所以，短短几年时间，诗词组织遍布全国各地，包括澳门。诗词的事，已被提上政协八届二次会议，颇受重视。这当都是大好事。而且，有些老干部以诗词说政事，也时有佳作出现。例如安徽徐味所作《长征六十周年有感》二首：
一举惊天唤国魂，雪山草地忒艰辛。今宵舞困楼心月，曾照长征路上人。
鱼水情深绝对真，不真何以得生存。轻车重访长征路，怕见乡亲未脱贫。
诗篇借纪念长征以抒写观感。谓长征乃动地惊天之举，历尽艰辛，唤醒国魂：而六十年过去，国人（主要是干部）仍未醒，竟通宵沉浸于楼台歌舞，即所谓「三陪过后尽开颜」，怎么对得起长征路上人。谓六年十前，军民鱼水情，也正因为此情之真与深，军队才得以生存，长征才取得胜利；而长征胜利，夺得政权，长征路上乡亲，至今仍未脱贫。我手写我口。既写出老干部心声，又写出老百姓心声。已完全废弃「歌德派」那一套，甚为难得。
其次，说不好的一面。这里所指乃合以后的分以及大量官诗，主要是政治顺口溜的出现。由于诗官与官诗，二者都带着一个官字，所谓分也就无法避免。尤其是某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诗词组织，更是一开始即蕴藏着分的危机。例如座次安排、职权分配等等，时常因此而打上官司。这都不是诗词之福。至于大量合格律或不合格律的政治顺口溜，也因作者的关系，占据重要位置，则更加造成灾难。有关事实，拙文《中国当代词坛「胡适之体」的修正与蜕变》（载香港《镜报》一九九六年二至五月号）己揭示，此不赘。
（二） 诗商与商诗。
就诗国固有传统看，诗与商或商与诗之结缘，机会似乎并不太多。但是，自从九十年代，文人「下海」，神州大地，包括港澳，却呈现另一景观，即诗商与商诗结合之景观。这是诗与商或商与诗互相需求的结果。由于步入九十年代，老干部官场余热已发挥不了太大作用，社会上所谓「学而优则仕」，已逐渐变化成为「商而优则仕」，因此，某些诗人需要金钱以为雪中送炭，某些占有金钱的商人则需要诗，以为绵上添花。这便促使二者结合。而结合之后，可能两相满足，皆大欢喜。一方面，只要有钱（不一定来自赞助），就可以出书，诗集、词集大量印行；另一方面，只要有诗（不论合格与否），就有人写序、写跋，结捧上殿堂。而且，各种各样的杯，各种各样的奖，大比大赛，则更加将诗坛搞得热气腾腾。这便是诗商与商诗结合之事实。
那么，究竟应当如何评估这种结合？我看，应就具体事例进行具体分析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先说诗人之集子大量出版问题。诗集、词集大量出版，如从数量上看，似乎并无坏处。但是，如从质量上看，却未必是一件好事。因为所谓诗国，时常发现一些诗词集，其中所收作品，或者徒有诗与词之外表（形式格律）而无其实，读起来一点味道也没有，或者根本连外表也不要，纯粹胡诌，令人不堪入目。这是一个方面，认钱不认诗。而另一个方面，如果没有钱，诗写得再好，也难以出版。例如：沪上诗人富寿荪，写了一辈子诗词，及至老去，只能以若干刻油印本以示同好。比起市场上许多中看不中读的集子来，真可悲哀。前阵子，诗界前辈六楼居士（刘逸生）曾在澳门某报，就此事抒发感慨。
再说商诗问题。近代以来，以商人、实业家身份而写出好的例子，并非绝无仅有。但是，要由殷商一跃而为儒商，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位朋友，雄心勃勃。既要建造一个想赚多少钱能赚多少钱的商业王国，又要当一名能够创造历史的大诗人。我曾向其提出这么个问题：究竟赚五十六个亿容易，，还是写五十六字（七律）容易。这位朋友不曾实时回答，而过后仍表示，二者都应努力做到。在此，衷心祝愿其成功。
最后，说大奖赛问题。这当也是两结合的产物。关键仍在于钱。在一般情况下，于得闲之时，凑凑热闹，也未尝不可。祇是应当明白；于主事者而言，这可能是一笔一以当万的大生意，而对于诗词创作而言，相信并非正途。这一点，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每次大奖赛所布下的「天罗地网」，我看也就知道七八分了。
二 中国当代诗词创作前景
一 唱衰与唱好
从纵横两个不同角度看，中国当代诗词之当前状况，乃颇为复杂。尤其经历八、九十年代两个结合之后就更是杂上加杂。当前，不仅一班公卿、大夫，借重这块招牌，光宗耀祖，而且某些走卒贩夫，也扛着这块招牌，通街行走。因而，长征有诗，「三陪」亦有诗。所谓「全民皆商」，似颇有转变成为「全民皆诗」之态势。这大概就是所谓呈现出前所未有繁荣局面的一种迹象。
例如：一九九二年，中华诗词学会新华社、中央电视台、光明日报、中国青年报社在北京联合举办诗词大赛，参赛者二万有余，参赛作品近十万，几乎有全唐诗的两倍之多。真乃空前盛举。
大家都来玩诗词、唱诗词，与上文所说两个结合一样，都具有好的一面及不好的一面，亦即有唱好与唱衰之别，同样应当具体分析，区别对待。例如：一九九二年之北京大赛，获奖作品辑为《金榜集》出版，其中就有些少佳作。而香港回归前之另一次香港大赛，参赛作品，厚厚两大册，估计也有上千之数，但是，希望从中找出十首稍为象样的篇章来，却比沙里淘金更为艰难。
就当前状况看，所谓唱衰，大致表现在：一，社会上有些人，包括作者或非作者，利用诗词作为秩±娴墓ぞ撸瑢е略娫~产生「异化」，亦即上文所说质性及职能之蜕变，令得诗不像诗，词不像词；因而，严重削弱其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。二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。朱熹所谓「一日作百首也得」（《靖邃阁论诗》）之篇章，充塞诗坛。亦即「诗多好少」情况日趋严重，甚是令人缺乏信心。有关「异化」或蜕变问题，上文已述。至于信心问题，我看只要留意一下眼下之大量出版物，也就清楚了。两个问题，对于诗词现状及未来发展，都有极大影响。
这就是说，自从文化大革命以后，「见龙在田」，至八十年代中期，「飞龙在天」，诗词之社会地位已迅速提高。目前，其所面临的危机，已不再是将被人打死的问题。例如七十年前，文化革命先驱者对其批判及打击。其所面临的危机，可能是自己将被自己打死。亦即，传统诗词这一条永远打不死的神蛇（某诗人语。见《中华诗词》发刊词），可能将自己「异化」为螟蚁（蝇蚁）。而且，其所面临的挑战，也不再是新体白话诗，而是时代流行曲。因为，经过几十年的争拗乃实践，新诗与旧诗打了个平手，至今已出现双赢局面。这一点，可以两位老诗人------臧克家及艾青的观感作见证。在为自己旧体诗稿所作序文《自道甘苦学旧诗》中，臧克家曾宣称：「我爱新诗，更爱古典诗歌。我写新诗，也写旧体诗。『我是一个两面派』。」而在为《马万祺诗词选（二集）》所作序文中，艾青则表示：「中国诗歌发展到当代，出现了双水分流的局面：多数人从事新体自由诗写作；一部份人喜欢旧体格律诗词。我主张不薄彼此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」这说明，随着时势发展，旧诗已与新诗平起平坐，平分秋色。但是，其所遭逢的新对手，却比旧对手更为强。大这对于「死而翻生」的诗词来说，无疑是一次更加严重的考验。
二 坐井与见天
这里所说，主要是诗词的出路及前景问题。亦即，诗词之当前状况，既然如此复杂，那么，诗词之创造者，究竟应当如何面对危机，迎接挑战？这是可堪忧虑的问题，也是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。因水平有限，见闻有限，祇能就个人观察之所得，说然意见，以为进一彦探讨提供参考。
第一，我以为，应当反对井蛙之见，看看井外的天。
这里所指是一种简单说「不」的观念，诸如「传统诗词永远是一条打不死的神蛇」等等。这对诗词自身发展，即如何保持其生存能力及竞争能力，我看并无益处。例如：唐声诗及宋歌词，二者均曾由当时流行曲，发展成为时代新声，即成为有唐一代及有宋一代之代表文学。但是，「各领风骚数百年」，时至今日，在新的流行曲已经广泛占据歌坛的情况下，唐诗宋词这一往昔流行曲，究竟能否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，那就并非靠说一个「不」字，便可「大吉利是」（万事大吉）。尤其是台、港、澳歌坛，新的流行曲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相结合，已完仕融入现代的生活。在这情况下，如简单说「不」，以为新的流行曲只追求刺激，歌词并不好，那就很危险。这是井蛙之见的一种表现。而另一种表现是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即不说NO，而说YES。例如诗城，二十平方公里，四十一万人口，出了多少诗人、词人，印行多少诗集、词集，便以为世界之最。但是，就未曾检查一下，许多诗集、词集，哪一些可搬上台面，哪一些属于不合格品。时时、处处，喜欢「大阵仗」。实在不大大好理解。
第二，应当提倡「无意做诗人」，防止诗词的「异化」或蜕变。
就作者与诗的关系看，「无意做诗人」，乃将诗摆在第二位，将人（作者）摆在第一位。用诗作为陶写性灵的工具。其所为诗，亦诗亦人，乃为真诗。而非「无意做诗人」者，将诗摆在第一位，将人（作者）摆在第二位。用诗图解政治观念，用诗充当羔雁之具。其所为诗，无诗焦人，乃非诗也。我想，如果明白这一道理，有关「异化」或蜕变现象，就当较少出现。
第三，爱惜资源，支持环保，扭转「诗多好少」局面。
这是编者与作者自律问题，似乎属于个人私事。因为出版自由，谁也不能干涉。但是，这又是一件关乎诗词生死存亡的大事，不能不提请注意。因为如果任凭某些不三不四的诗词作品充塞市场，必将败坏读者的胃口。十分明显，这对于诗词之面对危机、迎接挑战，乃非常不利。所以，我曾向某大型诗词丛书之主事者建议：用控制数量的方法以保证质量。并曾在诗城所举办的一次诗词写作国际研讨会上呼吁：爱惜资源、支持环保；少出或迟出个人诗词集。我以为：没有质量，就没有出路，没有前景；没有质量，所谓新声，就将成为绝响。
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初稿
附记：
本文曾以「新声与绝响」、「腐儒与村叟」、「蛇王与蛇手」、「打水与打油」、「风骚与雅颂」、「学诗与立言」、「诗官与官诗」、「诗商与商诗」、「唱好与唱衰」、「坐井与见天」为题，共十则，于「敏求居说诗」专栏发表。见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、二十三日、二十四日、二十五日、二十六日、二十七日、二十八日、二十九日、三十日、三十一日澳门《澳门日报》新园地副刊。并曾提交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昆明召开的「全国第十届中华诗词研讨会」。颇受关注。由于流传未广，行之不远，今谨借《中国诗歌网》之一角，合成发表，以求正于大方之家。
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于濠上之赤豹书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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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自中国诗歌网www.poetry-cn.com
施议对：1940年生，台湾彰化人。先后师从夏
即席讲话
2011-4-21 21:17:15 阅读101 评论3 212011/04 Apr21
每个人都少不了即席讲话，我是南方人，在北方读书做事，乡音未改鬓毛衰，语音不标准，说话不清楚，我有自知之明，凡是躲不过去的即兴讲话，，都以短避拙。
1992年春天，在艺术节《青春的风》朗诵比赛结束时，应主持人之邀，作了即席发言：“太阳下去，明天依旧爬上来；花儿谢了，明年还会一样地开。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像小鸟一样不回来。今天晚上，吹的是春天的风，春天的风是柔和的。春天的风已经不属于我了，属于我的是秋天的风，秋天的风是萧瑟的。我喜欢春天的风，春天的风送来了勃勃生机；我珍爱秋天的风，秋天的风带来了累累硕果。让秋风热爱春风，春风理解秋风吧，在人生长河中，它们是春华秋实的风”
美国耶鲁大学三百周年校庆，校长演讲时间不足一分钟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是演说家，有人问他：“如果让你作两分钟的演讲，需要多长时间准备？”丘吉尔回答：“半个月。”“如果让你作五分钟讲演，需要多长时间准备？”丘吉尔回答：“一星期。”“那么让你作一小时的演讲呢？”“现在就可以。”
“我站着写，而且用一只脚站着。”——这是海明威的话。我把它改动一个字：“我站着讲，而且用一只脚站着。”以戒自己的臭裹脚布扰人。
2011年4月21日
沈 尹 默 故 居
2011-4-20 17:52:40 阅读72 评论0 202011/04 Apr20
沈 尹 默 故 居
沈尹默故居在海伦路504号。
黑色的门旁挂着沙孟海题的“沈尹默故居”木雕直匾，门厅的上方是赵朴初书写的“沈尹默故居”的横额。
沈尹默故居是三层楼建筑。二楼是书房、卧室，三楼是储藏室，未对外开放。一楼的客厅和餐厅合成了陈列室，一进陈列室，有一尊玻璃钢的沈尹默先生的半身塑像，通体洁白，上有李力群的行书题词“一代风骚”。
展厅有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沈尹默是《新青年》杂志六编委之一。
新文化运动先驱、诗人、书法家沈尹默去世已经40年了。沈尹默故居的不远处都已经高楼耸立，隔不了多少年，它还能在水泥森林之中独立于世吗？文化是不能割断的。今日的文化何变何化？令人深思。
2011年4月19日
善 待 人 生
2011-4-18 12:52:44 阅读98 评论0 182011/04 Apr18
善 待 人 生
德国解剖学家赫伯特．豪格对160名20—110岁死者的大脑进行研究，表明大脑神经细胞几乎不随年龄增长而衰亡，只是细胞体积缩小了，而这种缩小一般都在60岁以后才开始，90岁以前只缩小了7—8﹪。45—65岁人的生理上的中年，是工作效率最高的阶段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的中年定为45—59岁，44岁以下为青年，60—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。50岁时，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于此时进入了生命的最佳工作期。五十而知天命。人既知天命，他就脱出了形骸之躯，化成精神之灵，月圆月缺，天晴天阴，花开花落，人进人退，事成事挫，所有的一切，在其海洋一般的心域里都显得如此自然、如此平静。就在此刻，人生列车向着60岁奔驰前去，窗外风景如画，一幅一幅地依次跳入眼帘，欣赏的兴致正浓，忽然心灵的耳朵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：“旅客们，请准备好，终点站就要到了。”60岁，正是人的中年，至多是年轻的老年人，这个60岁到站的声音令人感慨、惆怅。
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，我有幸在几百名科协同人参加的会上说，“生命从四十岁开始”，“五十岁是人生的暮春”，“六十岁是人生的壮年”。原来以为，这只是心理年龄，现在看来，这正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界定的生理年龄。“天涯风雨里，岂为稻粱谋”，这是我赠给朋友的诗句，那时侯年轻，不知生活艰辛。人的一生，无非是谋生做事。窘于生计，谋生花去了多半精力，真正做事，做自己乐意做的事，已经精疲力尽，剩时不多了。生命需要延长，成了一种渴望。延年益寿当然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方式，于是，有戒烟、节饮、健身之举。延长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。可以作一下简单计算，每周7天，5个工作日，工作40小时。每天业余时间以3小时计，从周一到周五有业余时间15小时。周六和星期日各有业余时间12小时，每周业余时间为39小时。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之比为1比1。以有效工作来计算人生长短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无疑延长了人的生命。在20世纪初叶之前，数学上有一道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叫人费解的难题，这就是2的67次方减1到底是不是人们猜想的质数？1903年10月10日，在纽约的一次数学会上，数学家科尔登上讲台，在黑板上把193707721和767838257287两数用竖式相乘，与2的67次方减1计算的结果相同。这就证明了一个数学命题：“2的67次方减1是个合数。”在热烈的掌声之后，台下有人问科尔：“您论证这道题花了多少时间？”科尔回答：“三年内的全部星期天！”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：“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。”
从四十岁开始，人的业余时间有两种方式生活，甲埋首学习，从事研究，潜心创造，有所作为；乙是酒量越来越大，舞步越来越熟，麻将约搓越精，无所事事。若甲、乙两人都活到70岁，甲与乙相比，甲多活了30年，甲可为百岁寿星了。人到期颐之年，子孙满堂，令人羡慕，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寿数。人们可以做到的，是不虚掷业余时间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也就等于延长了生命。
德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理小说《查第格》中出过这样一个谜语：“世界上哪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，最快的又是最慢的，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，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，没有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。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，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。”这就是时间。时间最铁面无私，时间不趋炎附势。善待时间，就是善待生命。
对于任何人，不论是杰出的伟人，还是普通的平民，时间都是至高无上、不容亵渎的权威。让我们跪拜时间的权威，虔诚无邪吧！让我们尊重时间的权威，勤奋不息吧！
善 待 人 生
2011-4-18 12:47:23 阅读106 评论0 182011/04 Apr18
善 待 人 生
德国解剖学家赫伯特．豪格对160名20—110岁死者的大脑进行研究，表明大脑神经细胞几乎不随年龄增长而衰亡，只是细胞体积缩小了，而这种缩小一般都在60岁以后才开始，90岁以前只缩小了7—8﹪。45—65岁人的生理上的中年，是工作效率最高的阶段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的中年定为45—59岁，44岁以下为青年，60—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。50岁时，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于此时进入了生命的最佳工作期。五十而知天命。人既知天命，他就脱出了形骸之躯，化成精神之灵，月圆月缺，天晴天阴，花开花落，人进人退，事成事挫，所有的一切，在其海洋一般的心域里都显得如此自然、如此平静。就在此刻，人生列车向着60岁奔驰前去，窗外风景如画，一幅一幅地依次跳入眼帘，欣赏的兴致正浓，忽然心灵的耳朵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：“旅客们，请准备好，终点站就要到了。”60岁，正是人的中年，至多是年轻的老年人，这个60岁到站的声音令人感慨、惆怅。
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，我有幸在几百名科协同人参加的会上说，“生命从四十岁开始”，“五十岁是人生的暮春”，“六十岁是人生的壮年”。原来以为，这只是心理年龄，现在看来，这正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界定的生理年龄。“天涯风雨里，岂为稻粱谋”，这是我赠给朋友的诗句，那时侯年轻，不知生活艰辛。人的一生，无非是谋生做事。窘于生计，谋生花去了多半精力，真正做事，做自己乐意做的事，已经精疲力尽，剩时不多了。生命需要延长，成了一种渴望。延年益寿当然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方式，于是，有戒烟、节饮、健身之举。延长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。可以作一下简单计算，每周7天，5个工作日，工作40小时。每天业余时间以3小时计，从周一到周五有业余时间15小时。周六和星期日各有业余时间12小时，每周业余时间为39小时。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之比为1比1。以有效工作来计算人生长短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无疑延长了人的生命。在20世纪初叶之前，数学上有一道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叫人费解的难题，这就是2的67次方减1到底是不是人们猜想的质数？1903年10月10日，在纽约的一次数学会上，数学家科尔登上讲台，在黑板上把193707721和767838257287两数用竖式相乘，与2的67次方减1计算的结果相同。这就证明了一个数学命题：“2的67次方减1是个合数。”在热烈的掌声之后，台下有人问科尔：“您论证这道题花了多少时间？”科尔回答：“三年内的全部星期天！”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：“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。”
从四十岁开始，人的业余时间有两种方式生活，甲埋首学习，从事研究，潜心创造，有所作为；乙是酒量越来越大，舞步越来越熟，麻将约搓越精，无所事事。若甲、乙两人都活到70岁，甲与乙相比，甲多活了30年，甲可为百岁寿星了。人到期颐之年，子孙满堂，令人羡慕，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寿数。人们可以做到的，是不虚掷业余时间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也就等于延长了生命。
德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理小说《查第格》中出过这样一个谜语：“世界上哪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，最快的又是最慢的，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，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，没有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。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，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。”这就是时间。时间最铁面无私，时间不趋炎附势。善待时间，就是善待生命。
对于任何人，不论是杰出的伟人，还是普通的平民，时间都是至高无上、不容亵渎的权威。让我们跪拜时间的权威，虔诚无邪吧！让我们尊重时间的权威，勤奋不息吧！
善 待 人 生
2011-4-18 12:34:09 阅读100 评论0 182011/04 Apr18
善 待 人 生
德国解剖学家赫伯特．豪格对160名20—110岁死者的大脑进行研究，表明大脑神经细胞几乎不随年龄增长而衰亡，只是细胞体积缩小了，而这种缩小一般都在60岁以后才开始，90岁以前只缩小了7—8﹪。45—65岁人的生理上的中年，是工作效率最高的阶段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的中年定为45—59岁，44岁以下为青年，60—74岁为年轻的老年人。50岁时，在通常情况下，人于此时进入了生命的最佳工作期。五十而知天命。人既知天命，他就脱出了形骸之躯，化成精神之灵，月圆月缺，天晴天阴，花开花落，人进人退，事成事挫，所有的一切，在其海洋一般的心域里都显得如此自然、如此平静。就在此刻，人生列车向着60岁奔驰前去，窗外风景如画，一幅一幅地依次跳入眼帘，欣赏的兴致正浓，忽然心灵的耳朵传来了广播员的声音：“旅客们，请准备好，终点站就要到了。”60岁，正是人的中年，至多是年轻的老年人，这个60岁到站的声音令人感慨、惆怅。
上世纪90年代刚开始，我有幸在几百名科协同人参加的会上说，“生命从四十岁开始”，“五十岁是人生的暮春”，“六十岁是人生的壮年”。原来以为，这只是心理年龄，现在看来，这正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界定的生理年龄。“天涯风雨里，岂为稻粱谋”，这是我赠给朋友的诗句，那时侯年轻，不知生活艰辛。人的一生，无非是谋生做事。窘于生计，谋生花去了多半精力，真正做事，做自己乐意做的事，已经精疲力尽，剩时不多了。生命需要延长，成了一种渴望。延年益寿当然是延长生命的一种方式，于是，有戒烟、节饮、健身之举。延长生命的另一种方式是充分利用业余时间。可以作一下简单计算，每周7天，5个工作日，工作40小时。每天业余时间以3小时计，从周一到周五有业余时间15小时。周六和星期日各有业余时间12小时，每周业余时间为39小时。业余时间与工作时间之比为1比1。以有效工作来计算人生长短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无疑延长了人的生命。在20世纪初叶之前，数学上有一道和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叫人费解的难题，这就是2的67次方减1到底是不是人们猜想的质数？1903年10月10日，在纽约的一次数学会上，数学家科尔登上讲台，在黑板上把193707721和767838257287两数用竖式相乘，与2的67次方减1计算的结果相同。这就证明了一个数学命题：“2的67次方减1是个合数。”在热烈的掌声之后，台下有人问科尔：“您论证这道题花了多少时间？”科尔回答：“三年内的全部星期天！”这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：“人的差异在于业余时间。”
从四十岁开始，人的业余时间有两种方式生活，甲埋首学习，从事研究，潜心创造，有所作为；乙是酒量越来越大，舞步越来越熟，麻将约搓越精，无所事事。若甲、乙两人都活到70岁，甲与乙相比，甲多活了30年，甲可为百岁寿星了。人到期颐之年，子孙满堂，令人羡慕，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寿数。人们可以做到的，是不虚掷业余时间，充分利用业余时间，也就等于延长了生命。
德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哲理小说《查第格》中出过这样一个谜语：“世界上哪样东西是最长的又是最短的，最快的又是最慢的，最能分割的又是最广大的，最不受重视的又是最受惋惜的，没有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。它使一切渺小的东西归于消灭，使一切伟大的东西生命不绝。”这就是时间。时间最铁面无私，时间不趋炎附势。善待时间，就是善待生命。
对于任何人，不论是杰出的伟人，还是普通的平民，时间都是至高无上、不容亵渎的权威。让我们跪拜时间的权威，虔诚无邪吧！让我们尊重时间的权威，勤奋不息吧！